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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董力瀚：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不断思考人的行为方式、人在市场中的生存状态，以及人对自我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。现在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：时间点非常重要。比如2000年前后——IDG是九十年代开始做，深创投是2000年成立——那个年代进入行业的人，对自我的理解、对投资的认知，尽管使用的币种不同，一方用美元，一方起初是国资背景，但他们在观念底层上，可能与零几年入行的人，或者像我们这样四十多岁的人，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。

　　前几天我看到马斯克在一次直播中感谢了一位叫巴伦（Baron）的投资人。那是一位华尔街的老头，早年投资特斯拉赚了几百亿美金，两个人处得不错，是大家兄弟一块赚过钱的交情。后来在马斯克张牙舞爪收购推特、备受外界质疑甚至攻击的时候——当时推特作价最高四五百亿美金，当然后来降价了，大家觉得你是“神经病”吗？谁会给你出钱让你去买推特？——那位老先生却主动找到他，拿出一亿美金说“你先用着，我看看能不能再帮你找些人”。

　　而国内的情况则不同，正如刚才靳总所说，他在这方面了解得比我深入得多，国内并不完全遵循这种模式。当然，若论个人情感联结，我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感动落泪，是因为在美国的文化中，“你的事是你的事，我的事是我的事”是普遍共识，而当有人突然将“你的事”视为“我们的事”，这种跨越界限的支持就显得尤为珍贵。他们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清晰，彼此界限分明，最多也就是一起到酒吧小酌一杯。不像在中国，往往需要经过更深入的交往才可能建立这样的信任。

　　靳海涛：观察人类历史，我认为人的本性中存有“恶”的一面。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还是“性本恶”？我更倾向于后者。若非如此，从非洲走出的猿人不可能演化至今——激烈的生存竞争需要这种“恶”。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，“恶”的激烈程度在降低，其表现形式也趋于缓和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人与人的关系确实可能比过去更进步，即便仍有冲突，表现形式也会温和许多，对人的冲击也相应减小。当然，人性中的“恶”难以根除，或许再过多少代仍会存在，但我认为会持续缓和。在某些环境宽松的阶段，人性中“恶”的表现甚至会非常微弱。